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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的经验看，学历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拥有者的背景能力，而取决于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

文｜归玉

清华北大的学子去街道办被认为大材小用，高学历的 985 学霸成为某些深圳小学的标配，清华博士回家教书受到争议......

这些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学历贬值的讨论，尽管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科院院士崔向群曾说，现在的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生、大专生没什么区别。

· 1977—2018年，中国学生参与高考（studen taking the Gaokao）、大学录取的人数（Students admitted）以及录取比例（Admission rate）变化趋势 / 来源：World Education Services

美国劳动力市场公司 Burning Glass 早在 2014 年就报道，保险、行政与销售这些门槛较低的职业正在经历「文凭升级」，例如在行政岗位中，只有 19%的工作人员拥有本科学历，但他们却有 65%的招聘广告要求应聘者拥有学士学位。

尽管许多人对此的解释是：技术改变了许多工作的性质。岗位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具有更多知识技能和更强的思维能力的人才。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神坛跌落的不止有大学生

实际上，早在人们感叹大学学历无用之前，中专学历就已经遭遇一波更为的惨烈学历贬值。

在 1982 年以前，中专学校与大学为同一等级，大多数中专只招收高考生，而中专毕业生也能报考研究生。例如，中科院院士陈竺，曾高考落榜后，奋战两年进入江西省上饶卫校读书，并在 1978 年考取上海第二医学院研究生。

从 1983 年开始，由于专业技术人才十分匮乏，我国大规模实施从初中生毕业生选拔人才就读中专的政策。在当时，中专录取率不足 10%，中专学生不仅包学费、包分配，甚至还有粮油供应和货币补助，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

这时的中专教育，属于精英教育，是实现「鲤鱼跃龙门」的最佳途径。城市户口、干部身份，正式编制.......即使放到现在依旧是不小的诱惑，更何况是在城市流动依然受限的八九十年代。

在这种情况下，中专生源质量优秀，师资过硬，经费也比普通高校高出不少。甚至有些本科学校因此改为专科学校。例如，成都大学便在 1983 年停办本科，只办专科。

·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句话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最真实的写照。当时中专地位绝不亚于现在的 211 高校，而售货员则因为供销社等历史原因，被看成前途无限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八九十年代的部分大专教材，封面印刻「普通高等学校」的字样。当时的专科教育强调理论知识，教学方式和现在的普通本科没有大致差异。至于中专彻底实行职业教育，则是 21 世纪后的事情了。

中专的没落，始于 1998 年国家对高等教育全面实行并轨改革：市场机制被引入，学生需要缴费入学，毕业生需要自主择业。中专毕业生的身份瞬间一落千丈，从「家族的荣耀」成为无身份，无土地，无工作的「三无人员」。

1999 年的高校扩招，则让中专学历彻底贬值。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国高校在当年展开大幅度的扩招，生源指标较 1998 年增幅高达 48%，这导致高校学生数量急剧增加。中专在经历这两件事后，吸引力瞬间一落千丈，生源质量也直线下滑。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专的实力依旧雄厚，不少有名望的教授都在中专担任职务。在高校合并浪潮中，真正的中专多与当地高校合并，例如东南大学合并南京地质学校（副师级中专，培养了多名院士）和南京交通高等专科学校（部属中专）、大连海事大学合并大连海运学校（部属中专，培育多名船长）等。

如今的中专，则多是此前差生上的技工学院等升级、合并衍化而来。

· 高校合并专科学校从而成为 985 高校的基本情况 / 来源：自制，若有不全请及时指出

学历贬值：全球性难题

计划经济的解绑，为中专生带来了灭顶之灾，但对于大学生而言，却是利弊参半。

一方面，在下海潮的影响下，不少大学生都希望摆脱分配的控制，下海经商。

但教育部的分配指标中并没有外企和名企，这让一些知名企业不得不只能录用那些辞职或者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为了改变人才分配的弊端，政府早在 1987 年就尝试以「供需见面会」的形式推动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双向选择。

1993 年，北京曾举办「供需见面会」，本科毕业生在外企的签约率为 90%，平均月工资为 1000 元/月（当时全国平均月工资仅为 270 元）。工资的巨大反差，无疑推动了更多的年轻人下海，而不是继续在「包分配」的牢笼里浑浑噩噩。

另一方面，取消分配确实给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带来诸多困惑。例如曾经想当官的刘强东，在取消包分配的背景下后，去外企工作两年后，便在中关村的小柜台销售光磁生意。

并且，随着分配逐步取消的同时，是我国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1993—1994 年，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国民经济增长乏力。1997 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不乐观，中国经济逐步走向产能过剩阶段（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早在 1995 年就已成为热点话题。

为了更好在市场中谋取职位，大量的「学术无产者」期望在最短时间里学到知识技能，大众教育取代精英教育，专才替代通才成为了发展趋势，学历贬值不可避免。

实际上，学历贬值是市场经济和大众教育下必须面对的难题，全球都在经受学历贬值的焦虑。例如，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英美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一直在上升，但超过一半的人失业或从事不需要学士学位的工作。

· 1987—2010 年美国人均授予的大学学位变化，其中硕士学位呈现爆炸性增长

· 2000—2017 年英国国际学生增长趋势

与学历贬值相应的是，高分成绩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寻常。例如在英国，获得「『第一』的大学毕业生比例从 1997 年的 7％增长到 2017 年的 26％」......由于成绩贬值，导致课外活动已经成为企业在招聘学生时考虑的重要要素之一。在同等条件下，分数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分数不能让企业信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随着技术呈现指数性增长趋势，学校或因为惯性，教学内容也在逐步和社会所需脱节，导致不少学生空有一身屠龙之术；或因为随大流而设置了没有实力开设的专业，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对学历失去了敬畏，高材低用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 你把学校教的东西装备齐全，出社会工作的第一天

在学历贬值，分数膨胀的同时，野鸡大学也在全球泛滥起来，这种情况在美国最为常见。在美国，由于没有「大学」的认证机构，因此每个美国人只需半小时的注册时间和几十美元的成本，就能创办一所「世界名校」。

美国电影《录取通知》讲的便是一位落榜学生自己创办大学的事情，电影中所描述的一切，都可以在美国社会中找到影子。

有意思的是，这些野鸡大学的文凭，大多颁发给了中国学生，其中以 MBA 学位最为火热。著名的「打工皇帝」唐骏便深陷学历造假事件，在其拿出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证书后，被人指出其为一所贩卖学位的野鸡大学，只需要 5000 美元左右即可购得一张博士学位。

野鸡大学的泛滥，带给美国的是移民问题。而为了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美国移民局甚至自己创建了野鸡大学来「钓鱼执法」，这些自导自演的闹剧，无疑加速了学历贬值的观念。

学历能否让我们生活的更为公平？

在过去的年代里，教育被看作用来赚钱的手段，仿佛学历越高，赚的钱就理所当然地越多。随着学历在不断贬值，学校鄙视链泛滥和只看第一学历等行为也就越来越普遍，人们早已习惯仅凭学历高低就将人的层级定性的思维定势。

在学历社会的大背景下，那些试图颠覆学历诅咒，希望真正追逐梦想的人反而成为了另类。

从北大学子卖猪肉，耶鲁毕业生做村官，再到近日的哈佛博士罗林皎在深圳南山街担任副主任......名校学生仅仅是打破了学历社会的基本规则，便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与之相反的是，某些名人会因为学习不理想而受到人们的注意和称赞。例如马云的三次高考、爱因斯坦的成绩差（后被证实是谣言）等。于是，成绩好的同学为成绩差的同学打工这一印象反而更为深入人心。

究其原因，或许是许多人都将「学而优则仕」看成真理，认为高学历就一定要从事「高档次」工作的结果，这正是将教育看作获利工具的心理在作怪。

但教育真的能成为人们赚大钱的工具吗？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处境其实十分困难，需要同时保障机会平等和起点平等。我们习惯于将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分开对待，认为教育公平可以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状况。但在实际上，教育本身便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如果社会不是绝对公平，那么再廉洁的教育都有可能被刻上不公正的烙印。

甚至，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不会让社会变得公平，还会加剧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例如，人们在学校中已经习惯通过单纯的成绩指标来衡量学生能力和教师素养的思维，这本身就是在不断培育人们的不平等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素质教育面前，反而会变得手足无措。南京一中在实施「素质教育」后，因为高考成绩远低于家长的预期，从而引发呼吁「校长下课」的抗议事件。其实，这从侧面可以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们依旧困于成绩定势，习惯用高考成绩来衡量素质教育的成功与否。第二个问题则是，素质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它适合于全部考生吗？

日本曾被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是全球教育最为公平的国家，日本各地享受的教育质量实现了基本平等，针对青少年的素质教育全球领先，而国立大学自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招生丑闻，「教育公平」已经成为日本最引以为傲的优点之一。

但在「教育公平」如此显著的背后，却是个十分僵化的社会，以出生学校为纽带，在某特定领域形成统治的「学阀」使得日本职业流动十分困难，职业环境暮气沉沉。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一直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

并且，当贫寒学子取得名校优势地位后，他们则以这来之不易的地位作为纽带，努力维护学校带给他们的好处，从而让日本社会丧失了最后的流动性。这种情况在经济繁荣时或许并不常见，但在经济疲软时尤为显著。

例如，稻门阀（早稻田大学）和赤门阀（东京大学）垄断了政界，如水阀（一桥大学）和三田阀（庆应大学）控制了商界。可以说，虽然日本早已废除了武士阶级，但又在教育这一方面衍生出了以学历为基础的新「武士阶级」。从这一方面来看，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由此可见，学历贬值是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中必须经历的事情。从历史经验来看，学历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拥有者的背景能力，而取决于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一旦学历的供给大于人才市场的需求，学历贬值在所难免。

想要学历升值，最良好的办法即是不断扩大市场需求，更好地吸纳人才。不然的话，学历可能会陷入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它不断贬值，最终衍化为很平常的事物。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会变成人们求职的身份象征。我们对此又爱又恨，却终究是难以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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